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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秘书史】唐宋时期翰林学士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及对当时政治的影响
                                                                                 张馨笛

摘要:翰林学士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政治制度。其确立于唐,发展于宋,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王朝的末尾。翰林学士——作为皇帝的“私臣”,朝廷的“内相”,无论利弊,其对于整个封建王朝都有重大影响。存在时间如此之久,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本文主要从唐宋时期翰林学士制度的确立之初谈起,追溯其确立的根源,探究其职责,分析其地位,最后综合以上内容来总结其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希望能够以史为鉴,来推动秘书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翰林学士、加强皇权、中枢决策、政治影响、私臣、内相

一、唐宋时期翰林学士制度的演化过程
(一)翰林学士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翰林学士”顾名思义是指一些精通文字翰墨的人才。其发端自唐初,繁荣于两宋,延续至明清。
      通过查找资料,我认为翰林学士应该是由“翰林院”和“学士院”两条线发展而来的。
      其一先说“翰林院”。其前身我认为应是李世民登基前秦王府内的文学馆。所谓“唐兴,太宗始于秦王府内开文学馆,擢房玄龄、杜如晦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讨论坟典,时人谓之登瀛洲。” 后李世民登基,设置弘文馆学士,深受太宗器重。从秦王府内的文学馆到太宗朝的弘文馆是翰林学士的雏形阶段。
      唐代科举制的发展与成熟,为官僚阶层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庶族地主提供了做官的途径。三省六部制的沿袭也起到了分权与制衡的作用。高宗后期至玄宗即位,中枢政局动荡,决策多处于后妃之手。在高宗至玄宗时期,翰林学士制度进入了发展的相对停滞阶段。
      唐玄宗即位后,吸取前朝政权旁落教训,加之三省制度有所破坏,宰相相互排挤,不忠不轨之事常有之。使玄宗下定决心承袭太宗之制,重新重用学士。于开元七年,于丽正殿置修书使。开元十三年,于众学士宴于集贤殿,改修书使为集贤殿学士,由于该殿位于银台之北,这批文人又被成为“北门学士”。玄宗时改为“翰林院”来安置这批文人。
      其二再说“学士院”。开元初年玄宗设“翰林侍诏”,包括张九龄、张说等人;后又选文学之士,为“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安置于学士院。
宋沿唐制,设置翰林院,重用翰林学士,不再赘述。
(二)翰林学士制度形成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中,加强君主专制是历朝历代永恒的主题,“家天下”的格局不允许大权旁落,皇权与相权之争也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而对于唐朝,其在开国之初就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政治体制,所谓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试图使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相互制衡,以加强皇权。可随着三省六部制被破坏,皇权受到了相权的威胁,为了约束相权,皇帝设置翰林学士直接对自己负责,执掌制诏,草拟重要文件诏书,来分割宰相的决策权。所谓“自开元以后,常以(宰相)领他职,实欲重其事,而反轻宰相之体。” 使宰相职权转向行政执行,其决策权也就相应降低了。故设立翰林学士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牵制相权来加强皇权。
      其次是玄宗之后唐朝的政治已不如之前清明,藩镇割据,吏治腐朽等问题开始显现,政局动荡中需要迅速决断并传达机密诏令以解决各项紧急军政大事。政治问题的增多使皇帝用人需求增加,而皇帝显然对朝臣的信任程度不够,更愿意培养“私臣”。
      唐代自玄宗之后,特别是德宪两朝,宦官专政愈演愈烈,宦官甚至控制了禁军,更有甚者控制了帝位的废立,对皇权造成极大威胁,为了抵制宦官而设置。
      最后从文化层面上考虑即是因为中国人特色的文化形态,根深蒂固的“家国一体”观念和家臣传统。
(三) 翰林学士的职责探究和地位分析
1、讲读经史
      翰林学士多为饱读诗书、学富五车之士,皆是当时的文化名流。在唐初,政治较为清明时期,翰林学士以为皇帝陪读伴学为主,参与政治的机会不多。一直到后期虽然翰林学士的政治职能在不断增强,其依然有着一定的为皇帝讲读经史之职能。所谓“皆以本官兼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讨论坟典”; “听朝之隙,引入大内殿,讲论文义,商较时政,或夜分而罢”; “会于禁中,内参谋猷,延引讲义,出侍舆辇,入陪宴私,十多年间多致公辅。” ……此种记载颇多,均显示了翰林学士的伴读职能。
2、草拟诏制
      这是翰林学士最中心最重要的职责。即历史上所谓的“銮坡代言”。在唐初,管理和草拟诏制的权力独归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有较大的决策权。后来为了约束中书舍人之权,皇帝将草拟诏制的权力分给翰林学士一部分。唐宋两代,均有内外制之分。内制主要涉及大赦天下、号令征伐、册封皇后、设立将相等较为机密重大,不便宰相提前知道的事件;而外制则由中书舍人起草,到后期内外制基本皆归中书舍人管理。有史料载“元和初,学士院别置书诏印,凡敕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拜免三公将相曰制,百官班于宜政殿而听之。赐予征召,宜缩处分之诏,慰抚军旅之书,祠飨道释之文,陵寝荐献之表,答奏疏赐军号,皆学士院主之”
3、辅助决策
      翰林学士经常在宫中走动,是皇帝的心腹和机要秘书,他们又多为饱学之士,见解不凡,自然会被皇帝询问各种重要事件的决策,而他们的意见在皇帝心里的分量更是毋庸置疑。有史料载“(唐太宗)曾与学士会于禁中,商量政事。” 宋人范祖禹也曾说:“明皇始置翰林而弃之始分。既发号令,预谋议,则自宰相以下,进退轻重,岂特取其词艺而已哉?”足可见翰林学士对于决策的辅助作用。
4、纠偏补弊
      和其辅助决策的职能原因相同,翰林学士经常还兼具谏官的职能,其不仅想皇帝之所想,也会想皇帝之未想。而他们作为禁中的侍从,离皇帝最近,关系最为亲密,他们之间的谈话环境往往要比朝堂上的谈论轻松许多,也利于他们对皇帝一些过失提出自己的意见。元和四年,天下大旱,李绛、白居易上书请求减租、坚放后宫内人,于是宪宗“制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略买皆如二人之请。” 
5、 出使接待
      众所周知,不管是唐亦或是宋,均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度联系紧密,往来频繁。而关于翰林学士的外交职能,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一内一外,一去一来。第一方面是出使外邦。据统计,两宋期间翰林学士使辽15人次,金17人次,数量也算是比较可观。第二方面即是接待使节。唐朝国力强盛经常受到四方朝拜,翰林学士的主要接待只能就是讲解对皇帝的礼节以及引荐藩使,藩使欲面圣必须先与翰林学士商量。而两宋国力虽不如唐,在文化上依然是居高临下,两宋的翰林学士在接待中更多的是“待之以礼”,以“馆伴使”的身份最为常见,有史料载“藩使入国门,则差馆伴使、副同在驿,趋朝,见辞,游宴。”
6、主持科举
      有史料载“宋自太祖太宗以来,南省主文,多用翰林学士,如李昉、宋白皆学士主贡举者,礼部但领贡举之事与奏名而已”。知贡举一职由翰林学士担任是从宋代开始,也就是说自两宋以来,礼部不再管理考试的阅卷及录取,只负责一些科举的后勤事宜,真正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个人认为翰林学士知贡举是宋代翰林学士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7、典章省府
      这项职能亦是两宋所独有。当时的翰林学士如不能“为权三司使及权知开封府,皆不为美迁”。 据统计,两宋翰林学士领三司使,即主管国家财政,有14人;知开封府的有36人。这其实是皇帝在考察翰林学士的吏干能力,为以后提任宰辅做准备。
•地位分析
      从上面的各项职责,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其地位之重要
1、距权力中心近
      关于翰林学士,在史书的记载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有这样的记录:“会于禁中”、“引入大内殿等。这样的记载”表示了翰林学士经常在皇宫禁地活动,是距离权力中心最近的朝臣。他们无疑是最了解朝政动向和政治走向的一群人。
2、深得皇帝宠信
      个人认为,翰林学士很类似于清代的军机大臣,是皇帝的私臣,是皇帝的心腹。他们与皇帝的关系亲密,很多时候谈话的环境较为轻松,利于他们自己观点的表达。皇帝日常经常在内廷设宴,一年四季赏赐新鲜水果,可谓是无微不至。白居易曾经描写过曲江赐宴的盛况“获赐于内廷,又赐欢于曲水…妓乐选于内坊,菜果出于中库”,还曾感叹“荣降天上,宠惊人间”。如此受宠,我们可以想象到皇帝对其信任,他们的话语在皇帝心中的分量。
3、掌握机要事务
      翰林学士真正在中国古代的政坛上开始发挥作用是从他们拥有草拟诏制的权力开始的。这是他们拥有政治权力的开端。也意味着他们从皇帝的“私臣”变成了“内相”。他们开始接触到了国家的机要事务,并且是唯一可以接触一些保密事务的人。而中书舍人的决策权正一步步被翰林学士分割,直到基本被剥夺。所谓“天下用兵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翰林学士)出”、“虽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与其谋之”
4、君臣间之桥梁
       皇帝的诏书出于翰林,而翰林也负责大臣或使臣觐见皇帝的引见,并且一度甚至大臣的诏书要先经翰林之手。这就代表翰林掌握了皇帝和群臣的动向同时他们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的对君臣两方做一些手脚。
5、宰辅必出翰林
      翰林学士后期基本成为宰辅繁荣必经之路,欧阳修说:“今两府缺人,则必取于两制” 有史料载“自唐以来,为翰林学士承旨者,鲜有不登宰辅”。
二、 翰林学士制度对当时政治的影响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当然政治制度也不例外。翰林学士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封建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或利或弊,其都对唐宋两代的政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本文试图立足于翰林学士制度创立的背景和其被赋予的职能以及其在朝中的地位来分析一下其对唐宋两代政治的影响。
首先先从有利的方面开始。从一开始秦王府中的文学馆帮助李世民策划并成功发动了玄武门事变开始,就能看出这群人对于皇帝或者说是主子的决策辅助的作用。唐初盛名在外的“十八学士”、“房谋杜断”即是对翰林学士参政能力的证明;北宋年间的熙宁变法(即王安石变法)也是一场依靠翰林学士的政治改革,即使最后没能进行到底,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这场变法本身提倡政策的正确性。他们基本都是当时的饱学之士,足智多谋,目光长远。自身资质的优秀,以及和朝政机密的接触,特别是他们“承上启下”的位置,使他们往往能看出朝政的弊端,也往往能够提出一些创新性的见解。而皇帝的信任,以及和皇帝亲密的关系,使他们能够相对大胆无保留的说出自己的观点,给予皇帝一些建议和一些纠偏补错的意见。可以说,翰林学士作为朝廷的“内相”,在决策中的辅助作用要远远大于名义上的宰辅,而他们本身的能力无疑给予了各位当政者最有力的支持帮助,他们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力量。包括之后担任真正的宰辅以及宋代有让翰林典掌省府之举,他们都在各个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政绩。
      翰林学士从被设立的那一天起甚至是从其前身开始,就是作为皇帝的“私臣”,他们是距离权力中心最近的朝臣。他们自一开始就是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以在皇权与相权的争夺中获胜设立的。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与对朝政的作用成功地分割并约束了相权,加强了君主专制,维护了国家和朝廷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越权篡位等现象的发生。除了约束大臣的权力之外,在一些宦官当权的时期翰林学士同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唐代中后期,宦官肆虐,玩弄朝政于鼓掌之中。而作为唯一可以常在禁宫中走动的朝臣,翰林学士就成为权力中枢之中和宦官对抗的唯一砝码。他们既通过对一些重大事务的决策和一些人事变动来与宦官抗衡,还曾经谋划了多场事变与皇帝里应外合打击宦官,维护皇权与朝廷的稳定。如唐顺宗年间由王叔文领导的“永贞改革”,王叔文任用刘禹锡、柳宗元等有识之士,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与皇帝联合,以削弱宦官集团的势力,虽然最终以“宦官俱文珍等悉其专权,削去翰林之职” 而告终,但其对于宦官集团的打击和牵制却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有利影响的最后一个方面,我想针对翰林学士的外交职能来说说。无论是唐朝那样的天朝气象,接受四方朝拜;还是两宋时期经常要出使蛮夷之地进行屈辱外交。唐宋两代都在文化上占据了相当大的心理优势,其大国心态、夷夏之辨的观念是客观存在的。而翰林学士均为饱学之士,其谈吐之文雅,学识之渊博正是展现华夏文明的最合适人选,而他们也利用自己的博学多识为唐宋赢得了文明大国的尊严和应得的尊重。宋皇祐二年三月,翰林学士赵概出使,“契丹主会猎,请赋《信誓如山河诗》。诗成,亲酌玉杯为概劝” ;宋至和元年,翰林学士王拱辰出使契丹受到厚待,契丹国主谓其相曰:“南朝少年状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之。”
     而任何事物都客观存在的两面性使那些有利的影响也就在一些外部环境的转变中转化成了弊端。下面谈谈翰林学士制度的不利影响。
     翰林学士掌内制,向下颁布政令与诏书;又负责整理和初步筛选一些臣子的奏折。我们可以想见,其颁布诏令虽然更改余地很小,但是还是可以一些措辞上的变动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特别是对一些官员的任免诏书,褒贬轻重是会影响该官员一生的仕途的,在这方面可以说是随心所欲。对于一些臣子的诏书,他们可以在职责允许的情况下剔除对己不利的,或者至少可以看清异己。可以想见,如此下去,翰林学士对皇帝的隐形的控制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他们作为君臣间的桥梁会通过自己的上下通透来把握局势,使事情朝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致使朝纲紊乱。
      翰林学士的自身优秀的政治才能加上皇帝对其的信任,以及其距离权力中心之近和朝中地位所显赫,使其很容易在皇帝庸弱的情况下掌控朝政,即使没有篡位也会造成严重的篡权。此种现象在明清最为明显,明万历年间,张居正作为大学士辅政时期,权压六部,威慑皇权,不利于朝廷和国家的稳定。
而我认为可能造成最大危害的还是翰林学士知贡举一职。后期逐渐翰林学士掌控了科举考试,而科举的重要性不亚于我们今天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而有野心有谋略的翰林学士们,一定会通过科举来网罗私人,组成或壮大自己的或自己辅助对象的政治集团和政治势力。有些翰林学士会直接对自己的门生网开一面,有些会通过一届科举形成座主和门生的关系。
      至于翰林学士依靠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来收受贿赂,吏治腐败,与上述弊端讲已不值一提。
      以上就是我对于翰林学士制度的探寻和分析。黑格尔曾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而该制度作为一个在中国封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制度,其确立以及发展必然有其合理性,对于维护各个封建王朝的清明和稳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之后由于世事变迁,政治情况千变万化,其弊端亦是难以避免。愿我们能够以史为鉴,完善当代中国的秘书机制,趋利避害,为秘书工作的合理化、制度化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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