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慧

摘要： 明朝永乐时期虽然一直在内阁的正式建立时间的问题上有所争议，可是学者们却无法否认，明永乐时期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内阁正式建立的萌芽时期。而明正统时期，则是明朝内阁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内阁的政治和组织形式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而影响了内阁阁臣的职能变化。为了正确分辨内阁阁臣的主要工作职能，从而明确内阁的真实性质并且了解其对时代的影响，所以需要对此进行理解和剖析。
关键词： 工作职能 内阁 永乐 正统 性质影响
      一、探究主要职能的变化
      在明朝内阁存在的漫长历史当中，为史学界公认并且有据可依的内阁的职权范围大致围绕着草拟诏敕、献替可否、票拟批答以及一些其他政治性较弱方面的基础职能展开。这种说法当然不是随口的空谈，它来自于《明史·卷七十二》中关于内阁的一段说法：“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①，这一句话简要剖析了内阁的重要职能，为后世的了解开辟了道路。
      从中央的政治体制上看，由于内阁早期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独立朝廷机构，它最早属于翰林院的一部分——“内阁固翰林职也”②。在这种条件限制下，当我们开始找寻明代永乐时期阁臣工作职能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永乐时期内阁阁臣工作职能是简单的，在职能的数量上也十分的少。然而与之相对应的，到了明英宗的正统时期，内阁的组织机构、权限、地位等方面基本完备，尤其重要的是，内阁甚至在此时业已成为明代行政事务的办事办公的政治中心。在内阁地位的提升下，与之对抗所产生的的政治斗争不断，争斗促使进步，它使阁臣的工作权限有了更加深刻的发展。
      （一）草拟诏敕
      从草拟诏敕开始，在《明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成祖即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然其时入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皆不得相关白。”③这一处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此时内阁只是作为一个辅助机构，其中的内阁官员并没有任何裁决政务的权力，都只是帮助成祖草拟诏敕的类似于书办秘书的工作人员，也就是继承了太祖时期类似于殿阁大学士类型的职位。此时内阁阁臣尽管没有决策权，但是却拥有隐藏在草拟文书中的另外一项权力，那就是封驳权，简而言之，阁臣觉得皇帝下的诏书不当，可以退还给皇帝。这种行为也会被学者单独提出，作为内阁的主要职能之一。它在唐朝就有记载，而在明代的历史上发挥到了极点，由于皇帝无法越过这种制度来随意下达命令，减少了皇帝不当和错误的行为，因而无形之中它让内阁的阁臣的地位有所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行为。可我之所以不将它单独陈列出来是因为，首先我觉得这是依附于草拟诏敕之内的行为，其次这种行为发生的次数和成功的次数屈指可数，比较少见，难以单独列出，最后就是与其说这是一种主要职能，不如说这是内阁阁臣的一项权力，他们可以做，但不到万不得已不做的，不能算作职能，算作职能是放大了它的作用。比如在永乐时期，成祖手握大权，内阁地位低下，封驳权难以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而在正统时期，内阁阁臣在三杨死后先后生病去世，新成员资历又太浅并未做出过真正有意义的封驳行为。况且封驳就是直接否决皇帝的意见，这种会触怒统治者的行为，危险系数很高，所以在这里就不再赘言。
      （二）献替可否
      这一点明确体现在《明史·卷七十二》中“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同①处。皇帝为了减少自己繁复的工作，使自己的决策更加正确，成祖更多的会与内阁的阁臣商议并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也是永乐时期内阁阁臣的重要存在意义。这也就是说，内阁阁臣可以通过献替的方式来参预机务。这种职能存在的意义在于皇帝能够听取有识之士的意见，随时修正决策。
      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永乐时期的献替形式十分局限，几乎都是用揭帖密奏的方式：写密书上呈，面见皇帝商议，时间却不过数刻。而且这种形式的献替明显带有秘书辅助决策的性质，阁臣的建议不过是有能够被采纳的可行性罢了，所引发的也只不过是间接的决策，更重要的是，皇帝见不见你，完全由他做主，你不可能去强迫皇帝听你的意见，因此全凭皇帝喜好。至于奉陈规诲也只是他们处理上下级所恪守的政务准则和心态而已，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何况在上级面前他们能做的、做的最多的就是服从。
      到了明英宗的时期，大抵上当面献替的方式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很普遍的形式了。内阁阁臣始终在皇宫内部当值，想陈述建议不受时间地点的束缚，而皇帝也可以随时召见阁臣，对重大事务进行讨论，这本身对于有助于国家事务的高效率解决，但是明英宗却不再进行这种常规形式的面议活动，这也是跟正统时期英宗对于政事不勤，且宠信奸佞的宦官有直接的联系。
      （三）票拟批答
      票拟批答，也就是说当来自全国的各种不同方面政事的奏章时，内阁的阁臣先拿去批阅，并将建议抄在纸上，再粘到奏章旁边，最后上呈给皇帝审阅，辅助皇帝批改。票拟的形式最早开始于明仁宗时期，“宣德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及尚书兼詹事蹇义、夏元吉，于凡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书面以进，谓之条旨。”④，跟明成祖没什么关系。
      但直到英宗时期，在当时太后的支持下，该制度开始真正属于内阁。然而票拟对内阁的众臣来说，无疑是一种来自权力的诱惑，票拟批答会被皇帝非常重视，在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上甚至有可能被直接采纳。在这种情况下内阁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逐渐衍生出了首辅制度，票拟在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由首辅执笔，其他阁臣没有办法参与，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最终的裁决还是取决于皇帝，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只不过是由于内阁影响力的扩大罢了，换言之首辅类似于现在的政府机关的秘书长或者办公室主任，地位已经比较高了，其中重要的文件由他亲自主笔，然而他还是没有办法去直接使内容执行。我们一般谈起票拟，一般后面跟的不是批答，而是批红。当时皇帝因政事繁忙，会将票拟后的奏章交由太监去进行誊写披红，所用的为朱笔，披红也由此得名。英宗时期，宦官集团正是由于司礼监的批红权才开始有权力正式对抗文官集团。虽然票拟有种种因素的限制，也产生了来自不同集团的权利纠纷，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项职权充分发挥了内阁的政治力量，内阁阁臣的才华也得以释放，票拟权对于内阁的意义十分重要。
      二、追究原因，了解变化
      从这些主要职能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在永乐到正统阶段，内阁在其发展完善中组织形式完善，权力扩大且地位增强：它独立成为一个自由政府机构，摆脱翰林院的束缚，同时也具有直接评议政事协商六部的机会，同样的在此之前阁臣官衔通过宣宗的改革有所提高，地位上升，内阁成为了可以汇集众臣之地。虽然在一些主要职能上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可是我们要注意一点，那就是正统时期阁臣的权力绝对是有所增长的，之所以有些只能没有去执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权力，只是因为他们不去做（不包含贬义），这跟当时的背景有着种种的联系。那么，经过两段时期我们发现的这些变化的内部的根本不同是什么呢？
      内阁的种种身份提高了，这种变化来源于决策的不同，决策者是皇帝，就是说皇帝开放了内阁的权限。那就是说对比之下，成祖与英宗的选择不同了。那么这种不同的根本之处是什么？是这段时间内皇帝及其意志和处境发生了变化。
      首先，要追究原因先最表面的问题入手，那就是这段时间内皇帝及其意志和处境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么我们就应该从追本溯源。
      明朝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所依据的是皇权至上的观点。内阁从一开始的出现追根溯源是由于丞相制度的废除。丞相制度为什么被废除？因为这个职位阻碍了皇帝的独裁统治，因为皇帝认为这个职位权力太高，会威胁自己的地位。所以当明太祖设立殿阁大学士的时候，他想要预先压制好这些人的地位，因此最初的殿阁大学士实在是没什么权力，也没什么发挥余地，就只能做个比较形式上的顾问，提提意见，给皇帝的旨意润色修饰一下。
      建文帝的时候，除了在其中人数的变化，名称的变化外也没什么特别的。到我们关注的永乐时期，成祖朱棣说实话属于篡权夺位，他为了不在历史上留下污点，为了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他的很多政治上的制度，包括政府的组织形式，都几乎完全照着太祖的来，因而到了内阁的萌芽建立时期，朱棣的最大贡献是把人圈了出来，给了他们一个比较独立的组织形式即日后内阁的雏形，在内容上权力上实在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内阁一直是在皇权威慑力之下的。而仁宣皇帝对内阁的改造大多是优化了流程，然后出于仁宗的情谊，提高了当时在内阁中的一些官员的官衔，使他们身兼数职。到了正统时期，这种绝对权威的压制有了一些变化。第一，内阁再怎么样，它的辅助性还是比较特殊的，对皇帝或多或少有点作用，尽管关系比较紧张，也不可能一味地进行压制和放弃使用。第二，太皇太后张氏眼光卓著，看到了内阁之中三杨杰出的政治才能，开始将政事委任到三杨所在的内阁，出现了票拟权。内阁的权力在此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第三，是比较直接的原因，明英宗跟之前明朝的诸位皇帝不一样，他之前的皇帝都可以称得上是贤能的皇帝，太祖和成祖更是雄才伟略，根本用不太上内阁为之出谋划策。而英宗继位时年仅九岁，有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为其打理政事，然而这些人之后却相继逝世，无人对其进行管制，于是亲政后偏信身边的宦官王振，从此懒于朝政。出于他对待朝政的态度，他需要一个能为他打点一切政务的机构，让他自己更加轻松，于是给与了内阁阁臣（主要是首辅）票拟权。虽然此时宦官的势力始终在限制内阁的权力（尤其是批红权），但内阁还是在这种限制中艰难发展。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正如前文中一再强调的，内阁再怎么拥有参与权和辅助力，真正重要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依旧牢牢掌握在皇帝的手上，而他们也更没有真正的立法权、任免权等一系列实权，所有事务最终还是皇帝说了算。再说的明白一些就是，内阁对皇权有着极其强烈的附属性和依赖性，在君权面前，他们是被动的。占有统治地位的皇帝一旦不信任他们，想要打压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能处于被动的境地来努力脱困，迎合皇帝的要求去调整和改变以稳固地位。
      另外也可以看出，内阁的地位实际上是十分尴尬的。它不属于权力机构，因为它没有决策权和直接执行权，又由于它直接依附于皇帝，因而缺少来自政治行政机构的保障。在其依附性的影响下，它又受到政治制度的制约。如果阁臣想要有所作为，那么他只能借助其他的庞大势力，比如说文官集团或者说宦官集团，因为他想要借助自己的地位和力量去完成一些本应该完成的事，在他的职责上是不正当的，即进入了辅助者不是直接实行者，不能去直接跳过决策者完成事务的及其不利的处境之中。即使是宦官，他们也可以通过获得宠信，得到皇帝委任，掌握军政大权，从而有“合法的”权力保障。而阁臣没有合法的自我权力，没有自我保护和维持秩序的合理方式，没有正常的制度保护，与皇帝的关系还不如皇帝身边的宦官亲近所以，实际上阁臣甚至说内阁一直处于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状态中，非常具有挑战性又非常危险。
      那么，既然内阁的权力无法摆脱皇权，行动如履薄冰，并且只能更加烘托和补充皇权，所以他们也只能是听从者和执行者。皇帝任其发展，因为内阁没有最终威胁力。这也是内阁权力在永乐到英宗的时期，甚至到明朝后期始终提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①选自（清）张廷玉等人《明史》，取自卷七十二的职官一，竖版，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1974.04)，第1732页。

②选自（清）张廷玉等人《明史》，卷七十三的职官二，竖版，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1974.04），第1787页。

③选自（清）张廷玉等人《明史》，卷七十二的职官一，竖版，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1974.04），第1734页。

④选自黄佐《翰林记》，卷二《传旨调旨》，竖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页

⑤选自杨锋《秘书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2011.08）,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