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智娥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特殊的重视社会政教功能的传统，所以诗歌创作中会隐藏着一些中国采风政治的痕迹。大臣通过诗歌，吏民上书，朝议，巡查等形式来给君王进谏，其中诗以其简单明了，易于传播，涉及面广的特点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具体的就体现为采诗再献诗给君王。其中西周的采诗制度以其有专门的人员和机构记载最受认可。但关于直接记载西周的文献较少，也无明确说明西周就存在着采诗制度，所以西周的采诗制度仍然值得考辨。笔者将从有关西周采诗的记载，《诗经》中的诗篇，历史统治者的角度三个方面来进行西周采风制度的考辨。
关键词：采风，诗经，诗歌采集

      诗作为古代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给了统治者很多的民情反馈。何其芳关于诗的定义是这样的：“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和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基于诗歌的性质和其所描写的内容，相应的采集对于统治者来说相当有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中国的统治者历来讲究人治，加上统治者与子民之间的距离较远又没有相对便捷的交通，上下民意的沟通显得更加艰难，所以统治者会通过诗歌这种途径来了解自己子民的意见无疑是相当快捷和方便的。但因为采集的诗歌的多样性，相关文献记载的久远性，早在西周的时候统治者就开始注重诗歌采集的说法仍然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典籍记载——采风的官员
      关于西周是否真的存在采风制度一直是很有争议的问题，其争议的来源就是一直没有第一手的时代资料。有关于西周采诗的记载较多的是出现在汉代典籍中。
      在汉代典籍的记载中影响最大有三则：
      《汉书·食货志》中写道“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遒人振动木铎徇于路而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下。故曰：王者不窥牑户而知天下。”
      《汉书·艺文志》中写道“古有采诗官，王者所以观风俗、只得失，自考正也。”
      《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中写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而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牑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除了这三个引用较多的典籍说法。在《夏书·胤征》中也有记载“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从这些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似乎当时就有专门的人员“遒人”来负责采诗给统治者，这些诗歌创作的自由性，真实性给了统治者很大的反馈，以使其达到“闻之者足以戒”的目的。在杨剑宇编的《中国秘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章第四节西周的社会调查制度中以其中的“遒人”“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遒人振动木铎徇于路而采诗”得出有各类调查人员和调查方法是不严谨的。如果西周真的有朝廷中指定的采风官員，那为什么在西周官制的相关研究中的没有相关的记载？况且汉代的记载是否就具有真实性呢？而且每个朝代的社会环境是不一样的，不能根据自己设想胡乱杜撰猜测。
      我们再来看一所下“遒人”采诗用的工具“木铎”。 木铎是古代汉族用以警众的响器，分为木铎和金铎。铎大约起源于夏商，是一种以金属为外框的响器，类似于铜质的铃铛，形如铙、钲，体腔内有舌可摇击发声。舌分铜制与木制两种，铜舌者为金铎，木舌者即为木铎。唐贾公彦在《周礼·天官·小宰》中解释“徇以木铎”时说：“铎，皆以金为之，以木为舌则曰木铎，以金为舌则曰金铎也。”木铎和金铎因其形制差异，使用场合也不同，“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即宣布政教法令时使用木铎，打仗时则使用金铎。从这里可以看出，木铎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宣布政教法令，而与采风无关。
二、诗经探源——采风的地域，时间与内容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诗歌总结。《诗大序》中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二谲谏，言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可见诗歌的作用。但诗经真的只是统治者观风的需要而采集而成的吗？
      清代考古辨伪学家崔述曾经有一段话就是质疑西周的采风制度。他说：“旧说周太史掌采列国之风，今自邶、鄘以下十二国风，皆周太师巡行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后，下逮陈灵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后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余皆无之？且十二国风中，东迁以后之诗居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鲁虽微贱无不书者，何以绝不见有采风之使？乃至《左传》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则此方出于后人臆度无疑也。”从崔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点：1，时间分配不均；2，地域分配不均;3,内容分配不均。崔述的分析确实有可取之处，那就让我们回到诗经中，用诗经中的内容来分析。

      从表中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诗经》中所采的地域和内容虽涉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但其分配是不均的，所采的也只涉及到十几个国家。《中国秘书史》根据“王者不窥牑户而知天下”得出“调查的范围几乎遍及周王朝的整个统治区域”是不严谨的。“王者不窥牑户而知天下”是后人在政治上的一种期望，一种君王以民为政的理想化模式，并不能以此来得出西周存在着采诗制度。
三、历史回望——采风制度的提出是否为政治的需要
      前文中已经赘述过现在留下来的关于采风制度的记载多见于汉书中，而历史吊诡的是在西汉时期也有一个著名的诗歌集，叫《乐府诗集》。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于京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汉朝是有类似的诗歌收集的，而且是专门成立了相关的机构的。《乐府》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种新诗体，它主要收录的是汉族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它不仅包括赵，代，秦，楚等各地的民间歌谣，还包括一部分文人的作品。汉代乐府民歌就如同《诗经》中的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歌唱一样，就是百姓自己“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所以在《乐府诗集》的一些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风貌。如清商曲辞中《病妇行》，横吹曲辞《十五从军行》，著名的杂曲歌辞《孔雀东南飞》等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社会百态，这也是采风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之一通过诗歌来反映社会的各个层面。以《十五从军行》为例，其中就叙述了一个年少从军，穷老回乡，而家已破灭，无所可依的悲惨故事。它有力的控述了当时残酷的兵役制度和长期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无论是其采诗目的，采诗内容以及采诗所给统治阶级带来的政治力量都与诗经特别相似。唯一有差别的是这个時候采集的诗歌是以乐曲的形式进入统治者的耳朵。这样的相似性以及关于“西周采诗制度”的出处让我们不禁联想，采诗之说是不是汉人依据自己的采诗之制度复制过去。
      诗歌的采集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瑰宝，也让得以窥探看中国古代的采风制度。可能以收集诗歌的方式来达到了解民情有空间，时间的限制，甚至会受到人为因素的阻挠，但是它仍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采集民意的方式，模式甚至是一种愿意去了解民意的精神。但我们仍要给诗歌一个文学的空间，不要用自己历史的需要去强加本身之外的东西。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话：“研究历史的人们，当你论述历史的时候，你带着什么样的阶级感情、什么样的时代特质、什么样的认知思想，都会悄悄地融进你辛勤耕耘的字里行间，影响着你对历史的判断，你的判断到底接近了多少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似乎总是隐藏着，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研究历史就是无意义的，在研究的过程中的所见所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