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宝垚

摘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国的秘书工作也源远流长。关于中国历史上秘书工作究竟发端于何时，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秘书工作发端应该是夏代，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秘书起源于黄帝时期。秘书工作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了社会组织的领导部门；二是有了文字和公务文书。秘书工作是领导部门的辅助性工作，因此，只有出现了领导部门，才会随之产生秘书和秘书工作。这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之一。而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表意的工具，也是书写文书的先决条件。文字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材料，它只有在文字出现后才可能产生。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制出楔形文字后，才有了泥版文书，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创制出图形文字后，才有了纸草文书。各文明古国的进化史都证实了这一点。据此，本人认为中国秘书工作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在夏朝。它孕育于部落联盟昌盛时期，但其真正形成是在夏朝。
关键词：秘书 秘书工作  秘书工作起源  国家秘书工作起源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说：“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这就是说，国家公务文书和国家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有了文字，出现了国家。弄清了上述两个条件后，秘书工作产生的标志就不言而喻了——公务文书和秘书人员，由于公务文书必定由秘书人员拟制、处理、保管，所以，只要具备了其中之一，就可视为秘书工作起始的标志。因此，探寻秘书工作的起源，必须从追溯文字的出现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及国家的出现入手，在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时期，一旦发现有公务文书和秘书人员，就能判定这是秘书工作的起端。
      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是原始人群。但是，原始人群的组织结构极其简单，其成员是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以谋生存，尚无发号施令的领导者，也没有文字，不具备秘书工作产生的条件。原始人群经过几十万年漫长岁月的发展，形成了以血统关系组成的比较稳定的社会组织，即氏族公社。马克思说：“一切直接社会劳动火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氏族为了保证其社会劳动和生活的正常进行，需要建立一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是通过推选出来的首领实施管理而形成的。我国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起始于距今约4500年的黄帝时代。据说，当时有了许多发明创造，生产发展，门类增多，公共管理事务复杂起来。为了管理的需要，黄帝设置了官职，即所谓的“六相”，黄帝成为此领导部门中的核心人物。随着部落联盟活动区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事务的增多，首领仅靠语言已难以实施管理。因为以语言所发出的的信息难以准确、及时地传遍整个部落联盟；一些重要的约定、经验、大事，也难以依靠语言而准确、长久留存下去。语言在空间上不能传于异地、在时间上不能传于异时的局限性影响了管理，必须运用文字，借助书面材料以代替语言，才能实施管理。这样，公务文书就应运而生，秘书工作也随之起端。
      接下来我们再来考察另一个条件—文字的出现。
      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成熟的文字是距今约三千年的殷商甲骨文。但是，它并非我国文字的源头。我国最早的文字产生于约6000年前，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图的陶器上刻有符号几十种。在此后的三千年间，经历了萌芽、创制、演进、发展为殷商甲骨文的漫长过程，伏羲造字、仓颉造字、谷封王城岗遗址中的陶文，分别标志着原始文字进化过程中的一个个跃进阶段。史云：“自五帝始有书契。”上古政治文件的汇编《尚书》，收录的文献起自《尧典》，是尧、舜言行的记录，为战国时人所作，但近代学者蒋伯潜在《十三经概论·尚书概说》中认为它“为夏代作史者所追记”。由此可见，在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先民已经使用原始文字记事、记录首领言行，有了原始的公务活动记录。
      综上所述，我过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已经形成了社会组织的领导部门，有了原始文字、原始公务活动的记录，有了专事记录的人员，出现了秘书活动。这一时期便是我国秘书工作的孕育时期。
      黄帝时期相当于距今约四千五百年至四千四百年间的龙山文化晚期，这一时期已出现不少陶文，如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杭州良渚遗址等都发现有陶文。在迫切需要以文字代替语言的形势下，皇帝时期，仓颉等不少人对各部落的原始文字再一次搜集、整理、划一，使之有了重大改进，并作为全部落联盟的通用文字，有可能运用它来创制公务文书了。据古籍记载，黄帝除设置了六相以外，还设置了史官，陪侍于黄帝左右，记录言行，汇编成册，以备忘、信守。“史官”这一名称始见于商，黄帝设史官，可能是后人将当时的官名套用于黄帝时期。但是，它说明黄帝时代已经出现了类似于后代史官那样的人员。《世本》载：“黄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尧舜是设置百揆、秩宗、纳言等官，亦为秘书的雏形。传说黄帝时期及前后已有不少文书，病被汇编成籍。宋人所制《三坟书》，将其中的《乾坤篇》作为黄帝时的典籍。此外，传说黄帝命大挠作甲子以记时日，命容成制历法以定农时，命隶首作算数。古时候的历法是安排农时的依据，其实是一年中日常工作的计划，具有文书性质。这样，秘书工作的又一标志——文书也出现了。
      综上所述，黄帝时期文字有了重要改进，并被使用，文书和秘书人员这两个标志已出现，所以，它可被看作是我国秘书工作的起端。
      而我国国家秘书工作真正形成的时期是在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随着国家的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机构、管制以及工作制度也逐步建立，国家秘书工作由此产生。据《夏小正》记载，夏王朝设置的百官中，史令、左史、右史、遒人、秩宗等皆系秘书官员，且有一定分工。古籍记载，夏王成为最高统治者，划统治区域为九州，王以下有六卿分管各方面事务，称“六事之人”。还设立了贡赋制，又设置了军队，制定了刑法、修造了监狱，即“夏台”，对奴隶和平民实行专政。这样，部落联盟时期管理公共事务的领导部门就转变为实行阶级压迫的、简单的国家机器。
      从考古成果来看，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陶文，就其形体结构而言，已较大坟口发现的陶文前进了一大步，它已经是真正的文字，它上承仰韶文，下启殷商甲骨文，其产生时间正处于夏代，因此，可以推断，夏代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淮南子·汜论训》载：“夏之将亡，太史令 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吕氏春秋·先识览》：“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于商”。这里的图法指的是图书，是法律文献，是约束天子的法典。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知：夏朝有史官，夏朝有书籍，夏朝有文字，这是不容置疑的。
      而夏朝一开国，就产生了公务文书。开国之初，战争频繁其公务文书也大多是讨伐敌方的军事动员令。如《尚书》中收录的：《甘誓》——启讨伐有扈氏时发布的檄文。夏代末年，商汤征伐夏桀时，战前也发布了檄文，即著名的《汤誓》。这些以帝王名义发布的命令，格式相同，都是先谴责敌方逆违天命，罪恶深重，己方秉承天意，予以剿灭，将征讨神圣化、合法化，最后，激励将士奋勇作战，勇猛者赏，违命或贪生怕死者严惩。其文字虽然简略，但中心突出，要言不烦，措辞干净利落，明快有力，富有气势和鼓动力，且已有了文体名称“誓”。所以，它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古代公文。
      因此，综上所述，夏代，国家秘书工作产生的标志——社会组织的领导部门以及文字和公务文书都已出现。所以，夏代是我国国家秘书工作正在的形成时期。
参考文献

（1） 杨剑宇 中国秘书史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1—20

（2） 钟小安 中国秘书简史  [M] 重庆 重亲大学出版社  2010 29—50